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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坛对于“现代水墨”的探讨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年来，这一领域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实验水墨的褒贬之声未断，“新写意”的探讨又已开始……然而，面对画坛的争论、喧嚣与繁乱，范瑞华先生却将自己沉于闹市十余年，深入研究中西绘画的规律，并从中找到中国水墨画的创新之法。他的三本著作《中国画向何处去》、《禅学与禅意画》与《中国佛教美术源流》即是对这些年来研究的总结。著作中的三象水墨艺术理论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基础，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他看来，“现代水墨”的“现代性”实际包含两个层次：内容与形式。用笔墨反映现代生活题材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技法的创新，就只能使作品流于简单摹仿而失去艺术价值。

    在技法的创新上，范先生认为，真正束缚中国水墨画发展的是长久以来中国人的绘画意识。中国绘画重主观而轻实体，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也倾向主观，多采用“线条”来勾勒形象。但是，“线条”只是勾勒实体轮廓的一种简单形式，这种水墨语言在形象表现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这种表现形式甚至阻碍了中国水墨画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至出现中国水墨画的“穷途末路”之说。然而，范先生认为，“中国画并非穷途末路，而是大有发展，但发展的前提是摆脱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僵化意识，也就是要‘破术归理’”。他认为：“中国画长久以来一直是在‘意象’的艺术观下绵延发展，产生了不少相应的表现技法。当‘理’保持原状而一味寻求“术”的发展的时候，最终结果只能是山穷水尽，惟有上升到‘理’的层次上去寻求变革，才可能使中国画的技法发生根本的变革，由此使创作者能够突破表现技法的束缚，充分自由地用形象来表达自己眼中的世界。”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范先生提出了中国水墨画“意象”“象意”“悟象”的“三象”艺术理论，并在绘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表现语言。他认为，中国水墨画发展至今一直延续的是以“线”为主导的语言系统，而这一系统是在中国“意象”的艺术观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水墨画而言，这套语言系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尚需结合“象意”“悟象”，综合三种艺术思维，创立一套全新的水墨语言系统，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水墨艺术表现。在具体形式上，范先生放弃了以“线条”为主导的水墨表现形式，代之以“光”、“面”为主导的艺术形式，以“面”代“线”，以“空”代“有”，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完整的水墨艺术语言，同时也拓展了中国画的艺术表现空间。有评论家认为，重新创立一套能够传达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和古代水墨相比肩的语言系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我们从范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套完整而独特的水墨语言系统已经形成，并且正在日臻完善。无论在风景，花鸟，人物及走兽的表现上，范先生均运用以“光”、“面”为主导的表现形式，在技法上突破了以往线条轮廓的限制，更加灵活自由地反映广泛的视觉内容，同时其作品中又不失中国水墨的独有韵味，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