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只有“中西结合”才能够发展，这种认识是主观的，是不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缺少理论依据的一种偏见。
     所谓“中西结合”无论怎样理解，它都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理论。只有在研究事物发展的根本理论的同时，才能够对某种“方法”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并且从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那些缺少理论依据的盲目行为，往往注定会失败。
     从现代中国画坛出现的“中西结合”的现状来看，许多所谓“中西结合”产生的中国画作品均反映出了这种盲目的心态。如，有人主张学习西方色彩；有人主张学习西方构图；还有人将西方抽象照搬到中国的宣纸上；甚至引进西方油画技法强加在中国宣纸上加以变种。实际上，这些带有摹仿与移植的方法，并未从理性上达到理论上的结合，因此这种结合产生出的作品，很难摆脱西方原有的艺术风格。唯一不同的是将西方画布上的效果移植到了中国的宣纸上，使人看上去，有的像波洛克、德·库宁；有的像马蒂斯、毕加索。从中国画坛出现的这些现象来看，其作品表现，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化与西方艺术的感性认识及表面认识上，并未能体现出对其理性上的深入认识。因此，这类所谓的“中西结合”产出的作品，表现出的是形式与表面上的结合，并不是在理论基础上认识到的“中西结合”，也未认识到其实质问题究竟是什么。这种形式上的结合，很难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内涵，反而暴露出一些画家对中西文化的肤浅认识。
     借鉴西方绘画理论与技法的根本原因产生于近代一些中国画家，他们认为现有的中国画技法早已陈旧，不能再满足中国画的发展需要，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是为了丰富中国画新的表现形式而产生的一种理念，但是这种理念缺少理论根基。事实上，这种结合并未产生出什么新的方法，无非是将西方的素描、油画、水彩等技法，或将西方“印象派”、“抽象派”全盘接受照本宣科。与西方绘画唯一的区别是，用中国的墨彩在中国的宣纸上画。历史的看，这种所谓“中西结合”的方法，在中国美术史中确实少见，然而若仔细品味，并未脱离西方绘画的具体表现模式，从许多“中西结合”的作品来看，也并未超越西方原有的艺术思想与艺术理论。从这个现象的侧面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即：所谓“中西结合”，从一开始就未注意到中西文化本质上的差异，没有对其进行过客观的理论上的分析，完全是凭着一种主观愿望去对待一项理论性十分严谨的客观事物，其结果当然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近代中国画家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及理论，其目的是为了走出中国画原有旧模式的约束，以便能够创造出自己的艺术新形象。在他们所谓的“中西结合”作品中，表面上看，确实出现了一些无论在色彩、结构、造型等方面都有别于古人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却没有离开西方技法理论的原则，实际上多数是在套用西方绘画技法模式。总之，看到的均是借鉴、模仿、移植或照搬，而不是创新，这就造成了一些人误认为所谓的“中西结合”不过是如此的错误认识。这种认识，实际是“中西结合”的误区，不符合中国画创新“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定义，不可能给中国画的发展带来什么有益的希望。
     所谓“中西结合”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西方的东西加以提炼，转化成为本土文化的特色，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其中还包含着哲学问题。那种只求其“术”，不求其“理”的结合方法，只能走向形式的结合，或改良的道路，中西绘画都是在各自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艺术思维，这种艺术思维集中体现的是哲学理念。那种“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主张，其用意虽然是积极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与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本身存在的差异，因此造成了对中西结合的表面认识，而不是理性的认识。
     所谓中国画“中西结合”，其主观目的就是为了发展中国画艺术，由于多年来人们对中国画如何结合西方绘画的问题，并未从理论上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此至今对此也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结合理论及体系，这就使得许多画家对“中西结合”陷入了一种盲目的状态，从而造成了所谓的“中西结合”实际只停留在形式的水平上，这对中国画的发展并未产生有效的结果。中国画“中西结合”并不是不可行，关键是要找到中西结合的根本理论，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到从本质上的结合，这对中国画的创新完全可以作为另一种思路，这是当前对“中西结合”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定能够产生与当今那种只在形式上结合的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从而达到真正的、具有理性的“中西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