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提出中国画“中西结合”的口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促进中国画的再发展，然而面对如何与西方绘画艺术相结合的问题，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加以完善，因此才造成许多近代中国画家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艺术思维的混乱，更谈不上结合的尽善尽美。
     中国画的“中西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能将如何“结合”的理论问题阐述清楚，那么所谓的“中西结合”必然走向盲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地研究，否则中国画的“中西结合”，不仅不能促进中国画的发展，连中国画固有的传统与笔墨艺术也丢失了，同时也会给中国画家带来无奈的困惑与误导。
     中西文化的构成与发展，来自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念、宗教信仰以及民俗等的直接影响，因此形成了中、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这两大文化体系各有千秋与利弊，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如何进行“中西结合”的理论问题。从目前的一些所谓“中西结合”的中国画作品中，可以看到其存在着的许多明显的问题，即：只偏重于与西方绘画艺术表面形式上的结合。这种表面形式的结合，造成的结果是，要么全盘接受西方绘画的形式，将其油彩变为墨彩，将西方画布换成中国的宣纸；要么就是将中西两种不同的画法及表现方法拼凑在一起，使人感到十分牵强与生硬。这种转换或拼凑的方式，虽然在绘画材料或方法上有别于西方绘画，但是画家的艺术观念却未脱离西方的思维，使人看到的并不是中国画的艺术韵味，而是西画的变种。造成中国画“中西结合”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是，只是在感性上主观地认识“中西结合”问题，不是在理性上客观地认识“中西结合”问题。对此张大千先生曾说过：“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融合到中国画里面来，要看起来完全是中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观，这是需要有绝顶聪明的天才，再加非常勤苦的工夫，才能有此成就，否则稍一不慎，就会变成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中西绘画的发展直接受益于各自的哲学理念，不同的哲学理念，必然会导致中西绘画的发展产生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及其表现技巧和表现方法。
     西方的哲学理念是以“数”的绝对性及“实证”思想作为认识事物的原则，并且以此形成了西方的“方法论”。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是以“整体思维”作为认识事物的原则，并且以此形成了中国的“方法论”。
     西方画家在对“数”的绝对认识以及“实证”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西方画家一直以A即A的思维模式发展着其绘画艺术，这种思维形式所反映出来的绘画现象必然是绝对的“具象”与绝对的“抽象”，虽然在西方绘画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有别于西方绝对式的“印象派”风格，但是，由于“印象派”画家长期以来深受西方固有观念的影响，在理论上无法再做更深入地研究，因此造成其艺术思维难以继续发展。
     现实地看，当代西方绘画在“实证”思维的影响下，已经走向了极端，这从当今西方出现的一些垃圾式的所谓“现代派”艺术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就这些现象来看，西方的文化与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暴露出“实证”科学的弱点，致使当今西方无论对科学的研究还是对绘画艺术的研究，都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理论性问题。故此许多西方科学家、画家，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人，他们都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能够解决西方哲学理论缺陷的方法。西方科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衷，同样也引起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画家注意，并且从中寻找到了西方绘画发展的新思路。如：西班牙画家米罗由于在日本受到了中国禅宗文化的影响，从中得到了启示，使他在创作中产生了新的艺术思维；奥地利画家马格思·魏勒，也同样是接受了中国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中国山水画中表现出“空灵”意识的佛家思想的启发，使他对自身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新的观念。他提出的“难即是易，易即是难”的艺术思维，正是出自于中国佛家思想《心经》“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理论。当然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十分深刻，然而就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么一点肤浅的认识即成就了一个画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着多么伟大的力量。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到，西方画家为了能够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已经走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并且从中找到了其“结合”的契机与切入点，使他们在绘画艺术以及理论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突破，这也可以称之为“西中结合”吧。这是否反映出了一个值得中国画家深思的问题呢？西方画家为了发展自身的绘画艺术，不但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寻找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艺术结合的方法。与中国画家不同的是，他们并未照搬中国画的具体方法，而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融汇于自身的艺术理论之中，在中国的“方法论”中寻求突破口，以此弥补自身艺术理论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达到了绘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这就表现出了西方画家面对“结合”问题的认识水平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着眼点。
     中国画家在对待“中西结合”的问题上，却与西方画家的认识思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很少研究“结合”的理论问题，却只凭借着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是某种感性的认识，来对待“中西结合”的问题，这就势必导致中国画家的“中西结合”之路走向照搬或变相抄袭的弊端。中国画家并未认识到，毕加索的所谓“立体派”是被逼出来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并未跳出西方“实证”思想的局限，所谓“立体派”也并未脱离西方的“数”与“几何”的概念，毕加索不过是将其艺术表现建立在平面与立体几何的框架上，因此才出现了与西方传统艺术不相同的表现形式。毕加索虽然以“几何”学建立起了自己的流派，但是他所带来的后果是将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极端，从这一现象中完全可以断定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理论性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出现当今西方画家艺术思维的紊乱与盲目，乃至将崇高的美的艺术演变为一堆垃圾。西方绘画的发展由于自身文化的制约，已经走向了极端，这种情况又导致了当今中国画所谓“中西结合”的不知所措。这恰恰表明了，中国画家只凭主观的感觉和表面的认识，与西方绘画进行形式上结合其结果必然如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热衷于“中西结合”的中国画家，对“中西结合”认识的幼稚心理以及对中西文化知识的极度匮乏。中国画家如若再不去认真研究“结合”的理论问题，还在固守自以为是的主观感觉，那么也只能成为艺术垃圾的制造者，很难创造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艺术。
     以中国画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中国画技法的发展至今也并未达到完善，中国画要发展，首先应将自身具有的绘画理论与表现技法彻底完善，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如何与西方绘画艺术在理论上结合的问题。反之只能象当前出现的所谓“中西结合”的现状一样，或步入西方实证的艺术之路，抑或走向表面形式上的所谓“结合”，若以这种认识水平对待中国画“中西结合”的实施，其结果同样会将中国画的发展引入歧途。
     以中国“整体思维”来分析，中国画完全可以遵循自身的艺术规律向前发展，完全能够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理论指导下，产生新的艺术思维与新的艺术表现技法。事实上由于近代一些主张“中西结合”的画家，对中国画的发展渊源从未做过深入地研究，才导致了这些主张“中西结合”画家背离了中国的艺术思想，反而去套用西方的“实证”思想，，这又怎么会不使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国画艺术变味呢？
     中西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哲学的范畴内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体系。这种现象的形成，表现为西方是在对“数”的绝对认识与“实证”思想的前提下，以“术”否定“术”的基础上产生对“理”的认识；中国则是在“理”的基础上产生不同的对“术”的认识。要想中国画与西方绘画达到结合，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思想指导结合问题，运用西方的思维、技法及艺术理论改造中国画，只能称之为是对西方艺术理论与表现技法的延续，称不上是结合；运用中国的工具、材料套用西方的技法与形式，如若画家的艺术思维未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点上，便只能走向摹仿或照搬之路。
     中国画特别强调内在的艺术韵味，其中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西方绘画则强调外在的形象与技巧，因此具象表现得细腻入微；抽象表现得直接变形，这又完全体现出西方文化的性质。从中可以看得出，中西文化与意识上的区别，直接影响到了中西绘画的发展与风格的建立，因此所谓中国画的“中西结合”不能单从表面上去认识，只有在“方法论”的基点上，寻找到双方的不足作为结合的切入点，才能从理论上解决好“中西结合”的问题。从研究中西哲学发展的基点来看，中国画家只有在充分地理解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时，在中西哲学思想发展与应用达到相应平衡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真正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理”的结合，而不是“术”的结合，只有达到了“理”的结合，才能产生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术”的变化，而不是单纯照搬或摹仿西方绘画的表现形式。
     从绘画创新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待“中西结合”并非没有可能，然而所谓的“结合”必须有个原则：中国画的“中西结合”，必须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在充分研究西方文化内涵及西方绘画发展特性的基础上，才能从理论上解决如何与西方绘画艺术结合的问题。绘画艺术属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绘画体现出的是文化，以及在其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艺术形式，因此绘画艺术的发展不能摹仿或照搬，否则就失去了绘画艺术本身应具有的艺术价值。对绘画艺术的发展而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绘画艺术风格，绘画脱离了自身的文化基础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西方的文化思想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的文化思想，更何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蕴涵着足以使西方人咋舌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中国画的“中西结合”只有首先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点上，再与西方的艺术思维进行互补，才能够真正达到本质上的结合而不是形式上的结合，如此才能够创造出不失中华民族文化本质的“中西结合”的艺术作品。
     当前，在中国画家与理论家中有一种时髦的认识，即：“与西方文化的冲撞”。愚以为中国画艺术与西方绘画艺术的“冲撞”，来自于中西哲学的矛盾与各自理论的充实。所谓“冲撞”不是只在形式的“结合”中产生，而是在“冲撞”中看到中西文化与哲学观的差异，并且在“方法论”的基础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认识，如此才能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影响，乃至相互结合。这种结合是沟通理论的结合不是形式上的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够产生出新的具有理论性的中国画“中西结合”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