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这是中国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句名言，他的这种艺术思想充分体现出他对“理事圆融”思想的深刻理解。对“理”而言，这是他对中国画发展问题的精辟论点，对“事”而言，这是他为中国画笔墨提出了创新的理念。然而中国画的“笔墨”究竟应该如何“随时代”呢？这完全取决于后人对“理”的认识，以及对“事”（术）的理解。
     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主张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所谓“笔墨”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正是因为有中国之“笔墨”，所以才形成了中国画艺术的特色；其二，所谓“随时代”，是对中国画发展问题提出的原则与标准，即传统的“笔墨”不能失去时代的气息与风貌，否则将会使中国画的发展失去新意，乃至停滞。其三，笔墨也是物质、也是工具，这就如同西方的油彩一样，是表现“术”的载体。笔墨只有通过画家的艺术思维，才能够使其产生中国画独有的艺术性与神秘性，从而使中国画作品出现应有的艺术魅力。将笔墨本身看作是传统的、没有发展的，乃至将其与现代毫无原则的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识。究其根源，这种错误的认识来自于人固有的偏激与片面，并未真正的认识到笔墨的性质是什么？所以，也就无法正确的解决好笔墨与现代绘画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画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都会产生新的艺术表现与新的画风。如：隋唐之前，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均以线描为主，宋元之后，随着禅宗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写意的艺术风格。此后历代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本时代的人文思想与艺术特色。综合起来看，这些变化包括有技法风格的变化、题材的变化、人文精神的变化，以及绢本与纸本的变化等，这些变化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时代变化的艺术特点，其作品才得以传世，并且成为代表一个时代风貌的艺术珍品。反之，那些抄袭前人、摹仿前人，脱离时代、毫无艺术建树的作品，由于毫无保留价值在千百年来人为的筛选中遭到遗弃，逐渐被历史所淘汰。
     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包含着“理”与“事”的内涵。“笔墨”在一些人来看，往往仅从如何运用笔墨技法方面来认识。然而，若再深一层的认识这个问题，其中包含的内容就不仅是“笔墨”两个字那么肤浅了，在中国画的所谓传统中不仅仅只存在“笔墨”方法问题，因为“笔墨”方法来源于“理”，没有“理”的存在，“笔墨”方法很难成立。对于“理”来讲，有中国画传统之理；有中国画发展之理；有中国画创新之理；不同时代又存在着不同人文现状形成的时代人为之理，这一切都是构成主导“随时代”的原则，所以研究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的观点，切不可单纯以“笔墨”来论时代，首先必须站在中国传统哲学之“理”，以及时代的“现实”与“现状”之“理”上认识如何“随时代”的笔墨问题。只有以这种态度认识“随时代”问题，才能够在新时代中找到中国画如何创新与发展的基点及方法。
     “理”的问题解决了，对“随时代”而言，是如何以此“理”解决“术”的问题，以达到“笔墨当随时代”。所谓“术”，即是运用什么样的笔墨技法表现符合时代的艺术风貌，在这个问题上，当今画家应首先从“笔墨”更深层次的内涵中，即，“笔墨”发展渊源中，以及时代的人文精神中寻求“随时代”的方法。然而，现实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对于关心中国画发展问题的人们而言，多数人的心态可以用四句话概括：“举步艰难，前途渺茫。走投无路，无可奈何”。
     对于“笔墨当随时代”问题，在一些画家的思想中出现这种悲切的情绪，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一直是在古人延续下来的“意象”思维中寻求“随时代”的方法，从而造成了艺术上的枯竭。另有一些画家在无奈之中不得不去借用西方的油画技法，虽然自命为“前卫”，然而其结果无非是将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宣纸上而已，这又如何体现“随时代”呢？事实上，在研究了中国“笔墨”的发展渊源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画的艺术思维与艺术表现中，并不仅仅只存在着“意象”一种思维形式及表现方法，它还包含有“象意”与“悟象”思维形式，这两种思维形式的表现方法并未得到充分运用与发展，何况就当代的人文精神与科技的进步来讲，只要认真研究，下工夫体察和理解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完全可以运用传统的“整体”艺术思维，结合新的艺术方法创造出“随时代”的中国画艺术作品。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作为基础，即便费尽心机，也很难达到“随时代”的目的。中国画“笔墨当随时代”应该在既有“理”又有“术”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更确切地讲：“笔墨当随时代”必须在不失中国画传统之“理”的同时，表现出时代的气息，才能够创作出具有新的笔墨技法、新的时代风貌的中国画艺术作品。
     以中国画的发展原则来认识“笔墨当随时代”，则知中国画“随时代”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脱离了这个主流中国画就会失去她的艺术生命与艺术价值。以中国画的发展进程来认识，每个时代所产生的艺术作品都附着了时代的气息与时代的特色，千百年来产生的中国画艺术作品中，没有一个时代离开了中国的“笔墨”，同时又体现出了“随时代”。这就表明，“笔墨当随时代”的认识不仅只有石涛提出之后人们才明白，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画家对此问题早就予于重视了，石涛不过仅此作了一个总结，以达到示范后人之作用。
     对“笔墨当随时代”问题，在中国画近代史中也曾有人提出了“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驱动下，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然而面对其作品的具体表现，使人们看到的多是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加进了一些西方油画的表现方法，甚至在技法表现的十分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中加上了飞机、桥梁、高压线等现代物品，好象这种表现就是“笔墨当随时代”了。飞机、桥梁等固然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仅仅以此就认为是随了时代，那么，对中国画的发展而言“笔墨”又将何去何从呢？这种表现在“随时代”的精神上是可敬的，然而在发展中国画的理论上却起到了负面的误人子弟的作用，这种表现不仅未能将“笔墨”随上时代，反而道出了画家对“笔墨当随时代”的幼稚心理。
     “笔墨当随时代”不仅在艺术形式上要有变化，在其“笔墨”的运用与变化中，也都要与所表现出的时代气息与风貌相符合，这样才能够从理论到实践都达到“随时代”的目的。上述现象表现出的是，一些画家对中国画“笔墨当随时代”的认识，只停留在对字面皮毛的认识上，并未达到深入的理性的研究。更有甚者为了“随时代”，甚至将工艺美术的手工艺技能也带进了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如果运用的得体，采用一些现代手段也无可非议，可惜的是，见到的一些作品，要么水拓、要么柔纸、要么粘贴，从作品的现象看早已失去了“笔墨”的作用，这样的画，又怎么能够称得上是画家的艺术作品呢？到不如看作是一流工匠的工艺品。这种现象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反映了一些画家为了创新、随上时代，不得已而为之；以客观的态度来看，这完全是因为在画家的头脑中对创新缺乏理论依据而造成的，所以也就很难体现出将“笔墨”真正随上时代的发展，其最终的结果是新的立不住，传统的也不复存在，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现象。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画家在对待“笔墨”发展问题以及“随时代”问题时，从未脱离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及自身的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的深刻理解，因而创作出了具有代表一个时代的传世佳作。如：唐代的《韓熙载夜宴图》即表现出了唐代流行的线描技法，同时又体现出了时代的背景与生活气息。又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不仅表现出了宋代的山水技法，同时又体现出了宋人的市井风俗与时代特色。清代画家石涛即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观点，他的作品也充分地表现出了自身对传统文化深厚的造诣，及其“随时代”的艺术风格。
     随着科学与人类的进步，当今的时代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与传统文化并未随之而消失，反而在现代科学中更加显现出其博大精深，以及对时代发展的现实意义。因此面对中国画“笔墨当随时代”的问题，更加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切实体会到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真正的含义。就“笔墨当随时代”的问题而言，画家应当从理性上去认识，不能单从表面与形式上去理解，只有作到这一点，“笔墨”才可随上时代的变化，创作出赋有现实感的艺术作品。
     当前面临着的问题是，中国画将要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时期，这就需要画家对“笔墨当随时代”的文化内涵，要有更加深入的理性认识，以哲学思想来认识“一切事物的变化与发展都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与渊源，并且以此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无论绘画本身的发展，还是“笔墨当随时代”，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哲学理念，画家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也不可能创作出“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作品，更谈不上传世或代表一个时代的佳作。